若国会立法有限制行政机关执行裁量的意图，并提供了有意义的标准（meaningful standard），则存在可适用的法律，法院可据此要求行政机关遵从法律，反之则属于行政依法自由裁量范畴。
例如，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就存在着或排斥或依赖的关系。但从法律的可操作性角度看，列举型总则似乎更加可取一些。
[34] 参见陈钢编译：《波兰法律译丛》（第一篇），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页。例如，有学者对德国的状况就做了这样的描述：根据行政法院法第73条第1款第2句第3项，（复议机关）‘直接上级机关原则的另一个例外，就是作为复议机关的自治机关的管辖权。第五，统一总则与分则的逻辑关系。二是它与立法和行政立法有着直接的关系。[32] 《决定》提出了法治工作队伍的概念，并规定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
该条就明确指出了该法制定的依据是宪法。[20]也许我们会说政府行政系统大量制定行政法典是全球化的倾向，而我们要说明的是法治发达国家对行政系统制定行政法典则的行为有严格的约束机制，他们或者通过授权立法，或者通过委任立法解决这个问题。以往行政监察制度仅覆盖其中行政机关的人员，但是没有扩展到司法机关、人大、政协等国家机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这一范围将得到扩充。
2017年1月至8月，北京、山西、浙江三个试点地区监察委共向检察院移送219个案件，涉及281人次。[36]总之，设置监察委员会，无论如何不能背离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摘要】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制度，是解决反腐权力过于分散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党的监督和国家监督相协调的客观需要，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29]任喜荣：《国家机构改革的宪法界限》，载《当代法学》2017年第4期。
[4]刘艳红：《中国反腐败立法的战略转型及其体系化构建》，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26]但在《监察法（草案）》公布后，留置措施的名称、内容，适用条件等在学界和实务界引发了较为热烈的讨论，此处有必要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说明。
目前已公布的《监察法（草案）》既包括了实体规则，也包括了程序规则。监察体制改革在全国推开后，这一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如究竟是推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实质性合并，还是两个机构在同一官署共同办公，但具体职责上有所分别，还有待探索。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公开的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一套非常好的经验，用公开倒逼公正，这一经验应当为监察委员会所借鉴。
出于节省资源的考虑，现有的部分符合条件的两规基地经改造后也可考虑转隶看守所进行统一管理。目前已公布的《监察法（草案）》第52条第2款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听取和审议本级监察机关的专项工作报告，并组织执法检查，其潜在含义是监察机关仅须就特定问题向人大作专项报告，而不用如同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一般作年度报告。日前，全国人大已经通过网络途径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以下简称《监察法（草案）》），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因此，应当以修宪的方式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依据。
在具体监察措施的适用方面，1月至8月间，三个试点地区共对183人采取留置措施，其中北京43人、山西42人、浙江98人。[28]汪海燕：《监察制度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载《政法论坛》2017年第6期。
这意味着监察委员会虽然由本级人大产生，但是在具体工作中主要接受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也即以上级机关的监督为主。因此有研究者担心，留置概念的多语境使用是否会导致概念混淆和不清晰。
（五）国家赔偿 对于监察委员会所开展的活动，是否能够进行诉讼监督，目前学界尚有争论。反腐败 【全文】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制度，是解决反腐权力过于分散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党的监督和国家监督相协调的客观需要，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14]鉴于监察体制改革中的合署办公可能影响到今后相关改革的开展，学界应当对这一问题予以重视，并展开进一步研究在平等权意义上，汉语方言相对于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居于少数语言和弱势语言的地位，应当受到法律的特别保障。……（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14]当前濒危方言的保护主要是由学者们及相关部门、机构通过建立语音资料库或档案的方式予以保存。
我国当前的文化政策明确支持产学研合作的创意设计和产品研发。[11] 第二，在行政管制强度上，推广普通话不具有强制性与命令性，而是一种指导性、鼓励性的规定。
[8]在特定方言内的文化艺术发展中，方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故而，行政权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应遵循职权法定原则，恪守公权力的边界，为方言的使用保留合理空间。基于此，行政主体往往对方言等少数语言采取善意忽视的态度，从而减少自身侵害公民语言权利的可能性。
因此，应该通过方言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平台进行方言教育和学习。（4）出版、教学、研究中确需使用的。
参见范亚湘：《響應计划：你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方言吗？》，载2015年7月30日《长沙晚报》第03版。虽然2008年国家语委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录制，在不少地方也开展了语料库的建设，但这种保护只是一种记录性的治标式保护，不足以保持方言的持续发展，而对方言的活态保护基本上只是在部分地区展开。此外，普通话的推广与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还被具体化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教育法》等法律规范体系中，而作为非通用语言的方言尚缺乏专门立法予以保护。（2）经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门或省级广播电视部门批准的播音用语。
由此，建立和完善我国方言保护的行政法机制，协调普通话与方言的冲突，从而在语言的通用性、规范性与多样性之间寻求均衡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应用价值。自1961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将教育加入博物馆的定义和目的之后，博物馆的教育和宣传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将教育调整到博物馆业务的首位，博物馆被越来越多地赋予教育使命，甚至被视为公众的终身教育平台。
对已经列入非遗名录的以方言为载体的文化遗产，如发现存在忽视或保护不足的情况，可以启动检查监督程序，落实对方言的保护工作并依法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行政责任。因此，国家推动文化产业的保障鼓励措施，如将加大财税金融扶持、强化人才支撑、建立重点项目库、优化发展环境、建立完善交流合作机制等，[20]均可适用于以方言为载体的文化产业。
其次，可以充分利用《非遗法》的行政确认、检查监督制度。然而，缺少国家主导的方言抢救工作常让语言工作者和志愿者感觉力不从心。
对此，国家应当通过各级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或相关语言文字行政机关在各自管辖范围内进行监测、维护工作，如果发现方言濒危则立即启动抢救机制。比如，可以通过地方规章设立若干濒危方言保护区。但是，运用行政力量保护方言是否具有正当性理由？方言值得行政法保护的法益是什么？这就需要行政法学理上的证成。政府简单粗暴地直接干预媒体语言的使用，不仅容易招致媒体的反弹和社会的批评，而且也常常导致管制手段因丧失必要的灵活性而趋于僵化和失效。
[7]響應计划是2015年7月5日，湖南卫视主持人汪涵出资465万元启动的一个方言保护计划。而通过行政指导、行政规划、行政给付等多样化行政方式，安排财政支持，将方言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产业促进范畴，设置濒危方言保护示范区，提供方言语言服务，等等，则构成对方言的积极保护。
[15]方言保护正是相关法律规范体系极度匮乏的领域，亟需引入行政指导机制，由各级语言委员会牵头，联合文化、工商、旅游、交通、民航、新闻出版广电等行业主管部门，以劝告、建议和协商等柔性方式实施方言抢救、保持和复兴计划。在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简称《非遗法》）中，均有关于语言的规定。
[17]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14条还规定了公民也可以主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情况进行调查并报告。（二）方言保护的宪法依据不明确、法律制度不健全 相较于普通话与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保护存在着宪法依据不明确、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的问题。
